除夕，我向翰林院告了假，提前回了凉州。
推开酒肆的门时，满屋子的人都回过头来。
我爹正在算账，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。我娘正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饺子。我哥正一个人扛着两张桌子准备拼桌，马叔在擦窗户，牛叔在修板凳，杨叔在煮茶，赵叔在往厨房搬年货。
角落里那张桌子上，四五个孩子挤在一起写功课。
和去年一样。和前年一样。和很多很多年前一样。
我哥第一个看见我。他把桌子一放，差点砸到自己的脚，三步并作两步冲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把我整个人提起来掂了掂。
“又瘦了，”他眉头拧成一个疙瘩，“去年就说你瘦了，今年比去年还瘦。京城到底有没有饭吃？”
我爹放下账本，走过来把我哥的手拍开。
“轻点！你当你弟是酒坛子？”
我哥讪讪地松手，赶紧把我的包袱接过去，又转身去后厨端了碗热腾腾的羊肉汤饼放在我面前。
汤饼还是那个味道。羊肉还是那个味道。凉州还是那个味道。
我低头吃着，眼泪啪嗒掉进汤里。
我哥没看见——他正忙着给我剥蒜。
我爹正回过头对我娘喊：“婆娘！儿又瘦了！明天再杀一只羊！”
我娘从厨房探出头来：“杀杀杀！我看你最该杀！”
我哥跟着起哄：“就是！爹最该杀！”
我爹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：“你皮又痒了是吧？”
满屋子的人都笑了。
我含着眼泪，也跟着笑了。
这里就是我的来处，我的归途。
我这一生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飞得多高。
只要回头。
身后永远有一间灯火通明的酒肆。
有纹龙画虎的爹，有红指甲的娘，有一个扛着羊腿、胳膊上纹着狼头、大字不识却会写“弟”字的哥。
还有一群缺耳朵、带刀疤、瘸着腿的叔叔。
还有一张为我留了二十年的旧桌子。
还有墙角那根我哥削的野枣木棍，和我哥藏了十年的酒。
他们是我最笨拙的家人。
也是我最好的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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